現存毛澤東最早的中學作文手稿

　　在長沙市一中（即原湖南省立一中）校史館，一件現存的毛澤東在一中寫的最早的作文手稿成為鎮館之寶。

　　1912年春，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更名為湖南省立一中）。這所學校是當年湖南最大的普通中學，集中了一批優秀教師，校長是符定一，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1912年6月，毛澤東進入省立一中后不久，學校舉行了一次作文比賽，主題是讀史用史，題目自擬。毛澤東根據《史記》記載的“商鞅徙木立信”這個故事的內容和比賽的要求，並聯系當時的社會現狀，揮筆寫下大氣磅礡的《商鞅徙木立信論》，以抒發胸懷。現將全文照錄如下，以饗讀者。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者，代謀幸福之具也。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

　　商鞅“徙木立信”，是一個流傳久遠的歷史故事，最初見於《史記·商君列傳》。相傳戰國秦孝公在位時，宰相商鞅力主變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對新政也有疑慮。商鞅為解除人們的疑慮，在國都南門樹立一根木樁，宣稱誰能將木樁徙置北門，賜10金。但人們不信有此種輕而易舉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誰能徙置，賜50金。這時，果有一位手粗腳壯的大漢將木樁由南門搬至北門。商鞅當即給大漢賞賜50金，以示不欺騙。隨后頒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賞賜一樣，取信於民。

　　對商鞅“徙木立信”之舉，毛澤東雖有嘲諷，卻也贊賞其良苦用心，肯定其立法內容，並稱之為“良法”。他認為，商鞅之所以如此煞費苦心，多半是由於“民智之不開”，並由此感嘆國民之，感嘆幾千年來民眾的閉鎖和中華民族幾近淪亡的悲慘。毛澤東作文中的“三嘆”是有感而發的：本來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老百姓唯恐不頒布好或雖頒布而不實行、不生效。如果好，他們自然會竭盡全力維護這樣的，豈有不信之理？如果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還會使人民擔心其產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會竭力這樣的施行，你要他們相信也是絕不可能的事。這本是國家、百姓、三者之間的正常關系，而商鞅卻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說明當時這三者關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嘆？

　　毛澤東早期思想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並深受其影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憂國憂識主要體現在對中國社會現狀和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商鞅徙木立信論》可以說是毛澤東這一思考的發端。“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而不善，初三作文范文大全！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在青年毛澤東看來，理想的國民應當是看到好的就支持，看到不好的就反對。而好的的實施和見到成效，又離不開和百姓的互相支持、互相依存。任何都存在著一個己群關系、權益和社會責任協調的問題，離開了這一點，則無論“良法”還是“峻法”都很可能於事無補。

　　這篇作文雖然隻有400多字，卻緊扣“立信”二字，從立法的角度論述法與民的關系。他說：為政者要取信於民，法律、政策必須有利於人民。有益於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會自動地去實現與維護﹔如果法律違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損於人民的利益，那就會把與人民對立起來。商鞅立法變革嚴懲奸邪以保護人民的權利，獎勵耕織以增進國民的富力，鼓勵軍功以樹立國威，清除貧困衰弱，人民，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人民為何“立而不信”呢！原來是變法前的秦國早已失信於民，“黎民懼焉”，盡管執政者煞費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至此，毛澤東將筆鋒折轉，寫道：人民中的守舊觀念、膽怯心理，執政者的、欺壓，是導致我國幾乎“蹈於淪亡之慘境”的深層原因。

　　毛澤東這篇作文的指導老師是誰？24年后的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窯洞接受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訪談時，專門提及這個問題。他說：“我下一個嘗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了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個學校很大，有許多學生，畢業生也不少。那裡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他因為我有文學愛好而很願意接近我。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御批通鑒輯覽》，其中有乾隆的上諭和御批。”

　　由於毛澤東沒有說出這個“國文教員”的名字，所以斯諾的訪談見諸書刊后，當時就有許多猜測：有的認為是長沙市一中的首任校長符定一，有的則認為是先在長沙市一中任過教，后為湖南大學教授的胡汝霖。新中國成立后，有研究者在湖南省立一中的檔案中，發現毛澤東這篇存世最早的中學作文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論》后，才從文章“總評”的落款中，知道了這位“國文教員”是時任湖南省立一中的國文教員柳潛先生。

　　柳潛（1878—1930），字鈞湄，號滌庵，湖南湘陰人，前清秀才。柳先生學識淵博，精通古今文史，早年酷愛讀書，追求知識，頗有才華﹔青年時期目睹清朝，國運衰竭，故放棄，矢志教育。由於他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所以被時任湖南省立一中校長的符定一聘為國文教員。柳先生后生活困頓，積勞成疾，貧病交加而逝，終年52歲。

　　毛澤東當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剛剛建校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后，柳潛先生就是毛澤東的國文教員。他通過對毛澤東古漢語知識和古典文學功底的了解，覺得毛澤東愛好史學、文學，練成一色好文字，在國學和歷史方面的才能非凡，所以，就非常注重發展毛澤東的這些特長，尤其是在寫作方面的特長，並引導他學習梁啟超的文風和新聞評論家的筆鋒。為此，從不對外借書給別人的柳先生，破例借給毛澤東一部《御批通鑒輯覽》讓他閱讀，並鼓勵他多讀課外書籍。

　　毛澤東的這篇作文，立意高遠，論理透徹，筆鋒犀利，議論痛快淋漓，文字通達流暢，的確是這次作文比賽中的佼佼者。當時，柳潛先生作為這次作文比賽的主要閱卷者，不愧為一位有眼光的國文教員，他從毛澤東的這篇比賽作文看到了這位來自農村的學生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懷和立志“利國富民”的抱負，頓時拍案叫絕，情不自禁地在這篇僅400多字的作文上，竟然作了6個眉批，還破例在文章的最后寫了一個總評，共計141個字的批語。6個眉批共76個字：“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文章末尾的總評計65個字：“有法律知識，具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從眉批和總評來看，柳先生對這篇作文的評價相當之高，而且慧眼獨具地認為毛澤東是“偉大之器”。

　　柳先生寫完眉批和總評意見后，毫不猶豫地給毛澤東的這篇作文打了100分。其他閱卷老師看了這篇作文的內容和柳先生的眉批及文尾的總評后，也一致同意柳先生的上述評價，稱贊毛澤東“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

　　最后，全部獲獎作文報到校長符定一那裡審定，符校長不僅同意柳先生等人的意見，而且特地在毛澤東這篇作文的首頁上批了“傳觀”兩個朱紅大字。

　　毛澤東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位對自己“有很大幫助”的柳先生。毛澤東在一師時期的同學、新中國成立后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周世釗回憶說：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到毛家中做客時，曾特地向我問起湖南省立一中的柳先生，並一再強調說，柳先生對我幫助鼓勵很大，他是一位教育家。你回湖南后幫我打聽一下我這位已闊別30多年的先生，並問候他。如果柳先生已不在，你也要替我打聽打聽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他們如有生活困難，請先代我進行幫助。

　　可惜的是，柳潛52歲就因病去世了。2005年6月，長沙市一中經過多方查尋，才在柳潛的故鄉湘陰縣三塘鄉岳雲村發現了他的墓碑。柳先生的一生，懷才不遇，境遇坎坷，但他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胸懷發現了毛澤東這位“偉大之器”，從而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可圈可點的一筆。